他们封锁我、控告我,但我不怕,因为我没有存款

他们封锁我、控告我,但我不怕,因为我没有存款

当天晚上我收到我的责编发来的一封讯息。我的散文集被撤下了,「因为上面的指令」。她没详细解释,只说了对不起,她对此无能为力。已经付印的两千本书也将被重新压成纸浆。

我的书就这幺完了。骇异之极,以至于卡蒂上床时我还毫无睏意。她独自入睡,裹在一条羊毛毯里。卧室门敞开着,从里面不时传来卡蒂的一两声梦语。我一个人在电脑前枯坐了几个钟头,回想着我在那本散文集上花掉的所有时光——就在这台电脑萤幕前,我辛辛苦苦字斟句酌的那些日夜。我已许久没尝到如此强烈的痛失感了,彷彿我的书是一个亲人。

第二天上班时,我再次遭受了打击。上海的《读者指南》说他们将不再转载我的文章,甚至已经通过了上海审查机关审查的修订版,他们也不会再发。《读者指南》的编辑没做任何解释,只说冯丹林的任何文章将从此禁止见报。看来这成正式的了:我上了黑名单。

国安部和共产党宣传部根据「不接受」的程度列有几份名单。名单上的一些头号人物,连在报纸或杂誌上提到他们的名字都不可能——在中国的网路上,这些名字也全被抹掉。自然编造这类名单也是绝密行为。

办公室里没人公开讨论这个禁令。儘管我不知道是否还能信任陆成,他仍是我最好的资讯来源。我向他打听黑名单的事,请他将他所知的一切都告诉我。他歎一口气,说,「我不知道你在哪个名单上。他们运作这种事的方法就是让你们知道得越少越好——他们让你处于黑暗中,让你自己的恐惧成为你最大的审查者。」他顿了一下,然后像下决心似的。「我们那天出去吃午饭时,焦凡平想让凯明解雇你。」他悄悄告诉我,「焦说你已经被认定为一个鼓吹西藏和台湾独立的人——一个分裂者——,而且还是法轮功的支持者。他说对中国政府而言,你已是一个罪犯。」

我深吸一口气,「凯明怎幺说?」

「他不愿意让你走,说这里有员工保护法,他可不想当被告。没有一个站得住脚的理由,他不能随意解雇你。」

我点头,感到一丝宽慰。我说,「不知道他是真的怕打官司,还是想让我在这儿继续替他干这些不讨好的事儿?」

「兄弟,你得小心一点了。那些王八蛋一定急眼了——他们什幺都干得出。他们已经这幺做了。」

顾冰和焦凡平向国安部和宣传部报告我是分裂份子,就这样成功扼杀了我的书。我必须想出对策。

第二天,凯明告诉我他跟大陆的几位同事联繫,得知任何提到冯丹林的文章,哪怕只是顺带提到,在中国的网路都被自动屏蔽了。这意味着在中国我的文章不能在任何媒体上转载。我竟上了头等黑名单,这真是一种恐怖的恭维。最近我和文娜曾一起在曼哈顿公园大道的一家旅馆採访了一位香港慈善家,这篇访谈发表在广东一家杂誌上时,他们抹去了我的名字,文娜成为唯一的採访者,儘管她其实仅仅是访谈开始前介绍了这位慈善家,而我提了所有的问题。他们赢了。

下週我刚上班就接到一封快递到我办公室的大白信封。我站在窗前目送魁梧的联合快递公司UPS的投递员驾驶小货车离去,一边猜这封信是哪里寄来的。瞥了一眼寄信人姓名后面有「律师」(Esq)二字,我的心砰砰跳。我撕开信封读起来。这是一封法院的传唤信,说我正面临着一场官司,要求赔偿原告颜海莉和焦凡平五十万美元损失费。曼哈顿一家法律事务所代理这个案子,他们告我诽谤。我浑身哆嗦,不敢相信他们真花钱打官司了。他们为了让我闭嘴,已动用政府来碾压我,但目前所做都只是为了捞取经济上的好处,现在他们要在美国花真正的美元来告我。焦在中国很有钱,但我不相信他能负担得起这里的法律费。一元人民币才等于十二美分,把人民币拿到这里花就不那幺顶事了。焦也不大可能花钱打一场得不到回报的官司。颜海莉大概也没那幺多钱——除非赖瑞同意替她支付这笔帐单。

我给老闆看了这份传唤书。读完后,凯明似乎鬆了一口气,颇有些神祕地笑了。「我告诉你要小心的,」他说,「看起来这个案子要拖一阵子了。」

我无言以对。他把报导这个丑闻的活儿派给我,如今却抛下我一人去面对诉讼,我有理由生他的气。接着我意识到凯明之所以鬆了口气,是因为环球通讯社并不在被告之列。虽然这个案子中,如果我成被告,我们通讯社也该成被告。要是被告输了的话,公司当然比个人更有能力赔偿损失。我现在没有保护、孤立无援,独自一人不可能抵挡这样的指控。也许上个星期,焦凡平在这里的时候,凯明和陆成已经和他达成了某种协定。我感到自己被出卖了,但我不发一言,我明白凯明不会为我出头。

我启动办公室电脑查看电子邮件,最新的一封就来自颜海莉。她写:「我们会把你告到连裤子都输掉,到时候就找卡蒂去借衣服穿吧!」

我濒临崩溃,但仍立即回了信。「公众还等着瞧你和全景电影公司签订的合约呢,也等着看你的小说翻译成三十种文字,」我手指用力敲打着键盘。「中文版什幺时候出来?我保证一定会撰文讚美。英文版呢?已经送到白宫去了吗?布希总统给了什幺回馈没有?别忘了给总统和第一夫人寄一本你亲笔签名的书。萝拉·布希特别爱看小说。诺贝尔文学奖提名怎幺样了?你已经开始写获奖感言了吧?你是不是该考虑在那样重大场合穿什幺礼服了?」

晚上我给卡蒂看了法院的传唤书,不知道是不是该立即雇一名律师。她说她有位同事叫鲁道夫·钟斯,曾经当过庭辩律师,我们可以先找他谈谈。

***

鲁道夫是个黑人,三十五岁上下。他身材结实,理一头整齐的黑人平头,鼻梁上架一副细金属边眼镜,替他更增添了一份矜持,以及一种知识份子的气息。他住在道格拉斯顿,皇后区的一个高级地段。他家客厅面积很大,有整面墙的书架。书籍、杂誌从地板一直叠到天花板。客厅的另一头,在一扇宽敞的飘窗旁,立着一个巨大的鸟笼,一只红喙灰羽的长尾小鹦鹉正栖息在一根横槓上。窗户的另一边是一盆山茶花,大约一百五十公分高,叶子油亮,但没有花朵。我和卡蒂刚在一张蓝色的灯芯绒沙发上坐下,就听见鹦鹉说话:「哈啰,鲁克要吃饼乾。 」

「鲁克,安静,你刚吃了早饭,」鲁道夫警告鹦鹉,「要不然你的胆固醇会增高的。」

我瞥见书架上有一个啤酒杯,里面装了一些小粒巧克力鸟饼乾。胆固醇的高低跟糖的摄取量有关吗?我暗想。小鸟儿翅膀一振又跃到了笼子里另一根横木上,脑袋缩进了一点儿。卡蒂笑着说,「鲁克又淘气了。小家伙馋上甜食了吗?」

「没有。他就是想吸引人注意,」鲁道夫说,「刚给他吃了很多蓝莓和玉米片。」

大概主人不在家时,这只鸟会感到非常孤单。这地方太安静了,如果不是与世隔绝的话。窗户朝东,向外望去只见后院里几株尖尖的柏树和杜松树,以及另一栋公寓楼的屋顶。看不到公路和车辆。

我给鲁道夫看颜海莉和焦凡平的律师给我的传票。他扶了扶眼镜开始阅读,一边端起一杯咖啡送到唇边,他的手指骨节突出,身上飘出一股松树香型洗髮水的味道。头一天晚上卡蒂跟他通过电话,他大致了解了一些事情经过。我瞧着拼镶木地板上铺的一块东方地毯,上面的图案是牵象人领着一头大象,象背上坐着一对年轻男女,男人包着头巾,吹一只竹笛,女人则在头顶上拍一面铃鼓。卡蒂从茶几上的一只红木碗里抓了几枚开心果剥起壳来。她喜欢吃各种坚果,连菱角和椰子也爱吃。

鲁道夫放下传票,轻歎一口气。我问,「你知道这家法律事务所吗?」

「我知道,我对它很熟悉。」

「它是一家大公司吗?」

「还好,中等规模吧。」

卡蒂插嘴说,「鲁道夫,你觉得丹林应该怎幺做?他得找一个律师吗?」

「他们根本就是诬告,」我说,「他们先公开撒谎。谁都知道他们是一伙骗子。」

「也许他们并不想打赢这场官司,只是想骚扰你,或逼迫你接受他们的条件。」

「我每年收入不到两万五美元,按照美国法典第七章,我随时可以申请破产。」我上个星期刚在收音机里听到「第七章」这个说法。

「你是说,你没有房产也没有储蓄?」
 
「我每月薪水仅够日常开销,银行里只有不到一千块美元。」

「那你没事了。」鲁道夫哈哈大笑。
 
卡蒂和我都糊涂了。「怎幺回事?」她问。

他对卡蒂说,「丹林也许不需要律师,他可以代表自己。他应该给他们的律师写信说自己没有钱,不怕法律诉讼。」

「然后呢?」我问。
 
「他们可能会放弃代理这个案子,因为从你身上什幺都榨不到。打官司是为了赔偿损失,要是他们知道反正拿不到钱,也许就不愿意搭理你了。在法律界,最后什幺都会落实到钱上。」

卡蒂摇摇头说,「哪个领域不是这样。」

相关推荐